面对权力的诱惑，总有人难以自持。6月20日，证监会纪委宣布发行监管部处长李志玲因配偶违规买卖股票被证监会开除，目前其因涉嫌职务犯罪，已被移送司法机关。
“看到证监会微博才知道李志玲被查了，感觉有点突然。”一位证监系统内部人士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今年“五一”前证监会全系统内进行了一次排查，要求所有人员上报直系亲属信息，包括身份证号、姓名以及与在职人员的关系。
因在证监会从业多年，且多次参加保荐代表人培训，李志玲在业内被不少人知晓，其“强势”的姿态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发行部权力大，一般脾气比较差。”一位做上市公司再融资业务的投行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李志玲“很凶”“强势”的评价在投行圈内早有耳闻。
发行部、发审委，一直是证监会内部人员违法的重灾区。在股票发行核准制下，发行和发审直接决定了企业能否上市、能否融资。权力滋生腐败，在离市场如此近的证监会任职的官员，也未能幸免。
上述证监系统内部人士还向本报记者表示，其个人判断李志玲可能是遭到知情人举报，“监管层应该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且很可能牵扯多方。”
“可能是被知情人举报”
李志玲在证监会从事再融资审核工作多年，此前在发行部审核四处工作时，每年都会参加保荐代表人业务培训，负责介绍再融资财务审核的相关问题。
2014年4月，证监会内部机构调整，发行部和创业板部合并。新成立的发行监管部，内设9个处室，负责制定上市规则、发行可转债规则，以及审核IPO文件、再融资申请文件等。一处、二处负责主板、中小板IPO审核；三处、四处负责创业板IPO审核；五处、六处负责再融资审核；七处、八处、九处分别负责发行、发审和综合事务。
李志玲在这次调整后，担任发行部六处处长，主管再融资财务审核。与IPO审核相比，再融资审核更容易与二级市场形成“互动”。“相对而言，面对IPO审核投资者的起点是一致的。但是再融资不是。”上述再融资业务投行人士表示，IPO不会出现内幕交易，但是再融资过程中容易出现内幕交易。
证监会6月20日表示，李志玲之所以被开除，正是因为其配偶违规买卖股票。同时，因为涉及职务犯罪，李志玲被移送司法机关。
“再融资审核，只要递交了材料，审核人员就知道了。”上述证监系统内部人士表示，虽然再融资审核容易出问题，但要真正“坐实”证据并不容易。现在信息传递的链条越来越长，通过不断的“拆”、“转”，将交易行为跟账户之间的关系藏得越来越隐蔽，就算发现线索，真正立案也很难。
与去年底“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局长李量涉嫌违法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的模糊信息相比，证监会纪委对李志玲被开除和移送的通报非常详细。
“李志玲可能是被知情人举报。”上述证监系统人士向本报记者分析道，“相信她丈夫不会用自己或直系亲属的账户去买卖股票，开户都有记录，而且2012年证监会内部全面排查过一次。”他认为，监管层应该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且很可能牵扯多方。
证监会内查升级
强势态度的背后，是巨大的权力支撑。从证监会历次“失足”官员的履历可以看到，发行部、发审委是重灾区。
早在2004年，原证监会发行部发审委工作处副处长王小石就曾突然被检察机关带走。随后，反贪检察官以涉嫌受贿罪对其正式提请批准逮捕。
除李志玲案外，最近的案件是今年3月，第六届创业板发审委兼职委员胡世辉因为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另一位颇受关注的被查官员是原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局长李量。2014年12月1日（周一）晚间，证监会宣布其因涉嫌违法违纪，接受组织调查。据知情人士回忆，李量是周一中午才被确定涉嫌违法违纪，证监会当天晚间对外公布。
李量被查前后，证监会内部反腐气氛迅速升温。
2014年7月初，有消息称中央巡视组进驻证监会，关闭系统并调取敏感数据。不过该消息随后被否认。有相关人士解释称，中纪委进入证监会，属于2014年国务院开展全面督查经济工作的一次例行检查。国务院督察组对证监会督查的重点内容包括“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推进简政放权的政策措施落实情况”等。其中，中纪委监察部主要是配合国务院督察组工作，并非传闻中的中纪委“专项”调查或者巡视。
不过，今年年初，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的召开，让证监会对从业人员以权谋私行为的监管有所加强。在1月23日召开的证监会全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上，证监会主席肖钢明确提出，要对从业人员“利用非公开信息数据谋利”的行为进行严查，“监督执纪要动真碰硬，直指内部反腐”。
在肖钢看来，动真碰硬，就是要加大对廉政风险较高的权力部门、关键岗位的监督力度，“要重点查处利用行政许可权、稽查办案权、行政处罚权和监管检查权进行权钱交易、利用非公开信息数据谋利、进行内幕交易和违规买卖股票等行为。”
今年以来，证监会对市场的监管不断加强，启动“法网行动”对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进行打击。上述证监系统内部人士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称，目前证监会也在加强内部自查，特别是针对违规炒股等问题。
“‘五一’之前，要求统计上报证监会系统内人员亲属的信息。”该人士称，上报信息包括父母、子女、配偶等直系亲属的身份证号码、姓名，以及与在职人员关系。他告诉本报记者，相关人员入职时都会被要求签订相关承诺书，清理自己的证券账户，但是这一次又要求统计上报，进行大范围排查。
“有了身份证号和姓名，就可以查到开户记录、交易记录，以及每一笔交易的时间、金额、数量。”他表示，监管层若更进一步调查，还可以到银行查到资金往来。
注册制还有“最后一公里”
伴随IPO注册制改革，证监会工作重心逐渐从审批向监管转移。证监会上市部、机构部、私募基金监管部门等分别对所辖领域进行日常监管，证券业协会、基金业协会、股转系统以及沪深交易所自律管理。除上述部门外，证监系统内部还有一支稽查队伍，包括稽查局、稽查总队、36家证监局、沪深专员办近800名稽查力量，由稽查局统一指挥，协同合力办案。
自注册制改革提上日程以来，证监会越来越“忙”——不但要全力出动稽查力量，维护资本市场公正、公平，还要内部反腐，搬走改革的“绊脚石”。
但是，相对于数千家上市公司、新三板企业，一万多家私募机构，近百家公募基金，百余证券公司及大量期货公司、咨询机构等，800人的稽查队伍显然捉襟见肘。相对于包括证监局、交易所、结算公司在内的整个证监系统，人员不多的纪委班子也是疲于奔命。
根据“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注册制改革方向，未来在公开的市场环境下，以上的问题就不再是问题。在此之前，证监会需要经历的是痛苦的下放审核权力的过程。根据证监会高层此前的说法，以及《证券法》的修订进度，预计注册制最快有望在10月份之后实施。
审核权下放，还有“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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