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城鄂尔多斯陷转型困境 近7成煤矿或已停产

蹉跎

　　停产？还是不停产？这是个问题。

　　云集着大大小小几百家煤矿、煤炭产量占全国六分之一的鄂尔多斯（600295），正面临着空前的焦虑。开采煤炭，已经毫无利润可言。或者亏损，或者持平，停产就像一个终极的归宿，逼着所有的经营者们做出选择。

　　来自央视的一篇报道称：鄂尔多斯区域内的煤矿，有一半儿已经停产。而一位当地的煤炭从业者则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实际的比例要高于此，可能接近70%。尤其是那些远离铁路交通线的企业，煤炭已经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而继续维持生产的煤矿，并非是因为利润，而是寄希望于下半年市场可能会略有转暖，带来一丝喘息，一旦停产，重新开工的成本更高。

　　十年强势崛起，三年猝然滑坡。经历浮华之后重归沉寂，鄂尔多斯正经历最为艰难的时刻。中国也少有一个城市，像鄂尔多斯一样，暗合着中国经济的增长轨迹。在以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为代价的增长模式下，鄂尔多斯经济增长的极速和失速，如同诅咒一般，与中国经济体呈现出一致的节奏。

　　如今，中国经济正在改弦更张，鄂尔多斯也到了不得不寻找出路的时候了，面临茫然未知的艰难取舍，资源诅咒怎么破？

　　从东胜到康巴什

　　6月10日，从这一天开始的5天里，从鄂尔多斯东胜区到康巴什的东康快速路要暂时封闭。每天从东胜到康巴什上班的公务员们，不得不选择绕行。

　　鄂尔多斯，进入了一个迎接盛会的周期。50多天之后，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在鄂尔多斯召开，东康快速路上两个形状像蒙古帽一样的巨型场馆，正在赶工期。相比两年来整个城市的沉寂气氛，又有了节日的氛围。

　　这次运动会，被视作鄂尔多斯向全国展示新形象的一次机会。宣传部长苏建荣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上要求，市政府各职能部门以讲政治的高度办好这次盛会，展示鄂尔多斯的历史文化，扩大鄂尔多斯的影响力。

　　鄂尔多斯亟需改变形象。很长的时期里，这个内蒙古高原上的城市，被视为“中国的迪拜”。丰富的煤炭矿藏，让这个城市在过去十年里迅速崛起，鄂尔多斯煤老板豪掷千金的故事成为饭桌上的谈资，气势恢宏的新城建设又向外传递着一座城市暴富后的造城故事。

　　整个鄂尔多斯市，被黄河大大的“几字弯”环绕着，“几字弯”里是连绵起伏的峁梁和沙漠。尽管三面都是黄河，几字湾里却是个缺水的所在。在全国的经济版图上，这曾经是个无足轻重的板块，因为自然条件相对恶劣，人口稀少。黄河在西北地区冲积而成的两大平原，云集了工农业和大部分人口，都因与这里一河之隔而失之交臂。

　　那时，这里叫做伊克昭盟。在8.7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中，总人口只有190万。作为一个典型的以农牧业为主的地区，它与外界的经济联系，就是跨过黄河，将农牧业的产品输送出去。

　　不过，或许上天以另外一种方式馈赠这里，在鄂尔多斯70%的地层下，都埋藏着煤矿。已探明储量1600多亿吨，预计储量近1万亿吨，约占全国总储量的1/6。在过去数十年间，依靠煤炭开采，一批批资源富豪迅速出现并崛起于西部，成就叹为观止的财富神话。

　　在本世纪初，虽然鄂尔多斯羊绒衫已经享誉全国，但其诞生地伊克昭盟，则不为大多数人所知。这里气候干旱，广种薄收，一年下来也打不下几颗粮食。甚至在内蒙古，提及伊盟，除了那里的人们酒风爽直，便是……穷。

　　将鄂尔多斯放在整个中国的经济全局中，其崛起具有必然性。山西省曾经作为资源富集地，在整个计划经济时代，提供能源产品。但当这个国家的年均增长率超过两位数，传统的能源产品，其产量和效率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何况一些城市的煤炭储量已然逼近枯竭。

　　这样，靠近山西的鄂尔多斯高原，便迅速填补了空缺。在地理上，这也是最接近经济负荷中心的煤炭产区。隶属于同一个地理单元的陕西榆林和宁夏的宁东地区，同样因为丰富的煤炭资源，迎来了本世纪之初的飞速发展。

　　鄂尔多斯就此崛起，就像曾经的煤城大同、阳泉一样，输出动力煤，为中国这个迅速膨胀的经济体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逼近或超越两位数的经济增长速度，经过经济齿轮传导到这里时，已经放大了数倍。我们看到，2000年之后的鄂尔多斯，经济总量隔一两年就翻番。就像上世纪80年代初，“有水快流”曾经主导了山西的资源型经济一样，全国市场对能源的饥渴，触动了这座城市的资源开发热潮，自身也以超过30%的速度提升。

　　在上一轮经济增长周期内，这种对动力的需求是如此强烈：从华北到华南，各个地方都在上马工业项目，新建的火电机组功率不断攀升，黑色的煤燃烧成了红色的火，启动了整个经济。

　　在这一时期的鄂尔多斯大大小小煤矿中，不论是国有企业神华，还是不知名的小煤矿，运煤车排成了长队。人们争先恐后交钱，抢夺一个优先装运煤炭的机会，采煤的机械还没有启动，财富已经滚滚而来。那时，常常能见到的场景是：煤老板们几乎天天背着整袋子的钞票去存款。财富制造机器制造了鄂尔多斯第一轮富豪，而这样的富豪，也成为了新的财富发动机，带动了鄂尔多斯相关产业的富豪产生。

　　“鄂尔多斯人均GDP将超香港。”2009年，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连辑一句不经意的话，让鄂尔多斯进入到了全国媒体的聚光灯下。

　　曾任星河湾CEO的梁上燕刚到鄂尔多斯时，遇到一个问题：租不到房子住。那时，在内蒙古的首府呼和浩特市，租一套100平方的房子年租金要6000元，在鄂尔多斯要6万元。那时的鄂尔多斯是个财富聚集之地，星河湾豪宅项目在东胜到康巴什的公路边上拔地而起，各种私募基金、各种私人银行、各种奢侈品代理商，云集在小城东胜大街上。

　　巨量财税收入，带来的是鄂尔多斯各级政府官员巨大的豪迈感，亦为康巴什新区建设提供了充足的财力支持。一个新城市，在没有任何基础设施的茫茫草原上建立起来，这个城市的主导者们认为，鄂尔多斯的人口集聚还非常不够，在鄂尔多斯区域内，完全可以形成数个百万级的大城市，成为西北区域的中心。由此，十几个大型工业园区相继开工建设，原有的138个乡镇撤并成了48个，鄂尔多斯进入了一个加速城市化的进程中。

　　从蒙西到中国

　　应该说，鄂尔多斯作为欠发达地区的后发优势，一定程度上成就了这样的繁荣。在这块土地上，国有经济并不发达，对社会资源的掌控力有限，屈指可数的几个企业，也都及时进行了民营化改革。在发展机遇骤然来临时，迅速催化出了一批民营能源企业，并成为支撑经济翻番的支柱。

　　在鼎盛时期的鄂尔多斯，这里涌入了无数研究机构，从各种角度解读鄂尔多斯现象。而来自鄂尔多斯自身的提炼是：政府强势主导、企业市场运作、要素集聚优化、经济自主增长。“企业市场运作”，可以说较为客观地评价了鄂尔多斯现象。在上世纪90年代之初，央企神华集团较早完成了对优质资源的布局，并以此为基础，成长为世界最大的煤炭集团。此时，广袤的鄂尔多斯高原，就像一片空白的大地，可以任由民营资本发挥。

　　这一波民营资本的黄金时代，肇始于90年代后期，前伊克昭盟盟委书记云公民提出，让民营企业坐正席，唱主角。鄂尔多斯较早的完成了国有股的战略性退出，并全面放宽民营企业市场准入。

　　2003年，除了铁路、热电、管道等基础设施产业，鄂尔多斯的本土企业全部民营化，鄂尔多斯集团、伊泰集团、伊东集团、亿利集团成为大型的民营集团，他们被称为开创鄂尔多斯民营经济先河的四大集团。

　　伴随着鄂尔多斯经济的飞跃，四大集团获得了爆发式的增长，并且先后突破了原有的产业，成为多元化发展的集团。其后，民营资本全方位出击。东方路桥集团，由公路工程局改制而成。民营的万正集团，则兼并了国营酒厂。一个实力雄厚的民营企业群体，迅速崛起，在鄂尔多斯经济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短短的十年间，四大集团培养了一大批经营人才。这些经营人才获得了必要的积累后，又先后二次创业，掀起新一轮的创业热潮。这些企业家具有熟络的人脉联系，多数企业之间，有着数不清的渊源和亲缘。

　　不过，这些民营企业家群体，却有着区别于其他地区的特质。以资源型经济为主的地区，在经济运行中，政府天然有着巨大的主导权，在资源分配、安全监管等领域，政府官员具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这使得鄂尔多斯的民营企业，一方面有别于山西和黑龙江等地，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可以迅速抓住机遇，填补煤炭市场的机遇；另一方面，这些强大的民营企业，因为脱胎于政府管制并依附于强大的政府，仍与政府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结。

　　这种特殊的政商关系，伴随着鄂尔多斯崛起的整个历程。时至今日，鄂尔多斯众多以能源为主的企业集团，已经拥有了强大的实力，但其投资的区域，仍聚集在鄂尔多斯区域范围之内。

　　此时的鄂尔多斯，成为内蒙古首屈一指的经济大市，集聚了众多的人才、资源和资本。相形之下，首府呼和浩特和工业城市包头都黯然失色。鄂尔多斯也获得了全国甚至是海外的关注。

　　客观来说，鄂尔多斯取得经济崛起的同时，获得财富的人们也同样意识到，依靠单一的资源开采难以保持永续的发展动力。这一点，近在咫尺的山西大同、阳泉都是前车之鉴，如何在煤炭资源价值攀升的时候，为区域经济构筑安全的防火墙，就一直是鄂尔多斯本地学者研究的课题。

　　2012年，在对鄂尔多斯市市长廉素的一次访谈中，廉素曾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鄂尔多斯作为资源型城市的转型路径，就是引入非资源性的产业，促成自主产业多元化。

　　当时，以汽车为龙头的装备制造业基地，以电子信息和云计算产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都已经在鄂尔多斯拉开了序幕。京东方的LED显示屏、中兴的云计算、富士康的精密仪器项目落地几乎只剩下了临门一脚。这些制造业项目，曾经都是全国各个地方政府争相抢夺的优质项目，一度都曾与鄂尔多斯政府有了深入交流。

　　彼时的鄂尔多斯，由煤炭置换而来的非煤产业达七八个。鄂尔多斯政府期待着：经过三五年，鄂尔多斯便可以初步建立起自己的工业体系，借此成为新兴的工业城市，立于不败之地。

　　当然，这一切仍然依靠资源换技术、换产业。这一方式曾被鄂尔多斯市、甚至是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都奉为转型良策。一时间，以前景可观的煤炭资源为置换条件，众多制造业项目来到鄂尔多斯。

　　
　　正因为如此，进入夏季的鄂尔多斯，希望借助全国体育盛会的机遇，重新打出鄂尔多斯这张牌。不论是政治意义，还是经济意义，承载文化宣传价值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或许能为沉寂许久的鄂尔多斯，带来一丝亮色。

　　不过，放置于全国，这样的转型方向并不出彩。实际上，另一个资源型城市大同，也曾经希望通过复古古城，将文化旅游产业打造成支撑城市转型的支柱。复古的过程伴随着巨大的争议，直到今天，大同的复古成为半拉子工程，被诟病为理想主义者的实验。

　　跳脱开鄂尔多斯本身，即使是全世界范围内的资源型城市，转型都是一个历史难题。当一个城市的动力锁定在一个产业，而这个产业的兴衰又寄望于外部世界时，他的雄起与衰落，已不是自己所能掌控。

　　而当下的中国，陷入资源诅咒的城市，也绝非鄂尔多斯一个，在对自然资源的无节制开发之下，中国无数的煤城、林城、钢城……都陷入了“经济低迷、转型无路”的困境之中，是资源成就了城市，也是资源板结了城市。怎么破解资源诅咒？抑或是整个中国经济需要回答的问题。